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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抗疫詩歌的倫理姿態和審美向度

      作者: 更新時間:2020-02-19 10:03

        在中國歷史上,每當戰爭或災難來臨,詩人就從未缺席過;在中國這個詩歌的國度,詩歌從來都是時代浪潮的精神載體。2019年12月開始,新冠肺炎疫情在湖北武漢暴發,迅即肆虐全國并蔓延至世界多地。時值傳統春節前后,疫情十萬火急,各方馳援,各地人民以多種形式為武漢鼓勁加油。在決勝全面建設小康之年的當頭,中國面臨著一次嚴峻的考驗。全國各地的詩人以自己的方式、滿眶熱淚地投入到這場可歌可泣的抗疫戰斗中,與2008年汶川特大地震時的詩歌一樣,一時間形成一股聲勢浩大的抗疫詩潮,留下一道鮮明的時代精神軌跡。

        疫難降臨,詩歌的在場

        一百多年來,每逢災難,詩歌都成為全民抒發情感、激勵人心的常見手段。遠到戰爭時期的墻頭詩、槍桿詩、民歌小調,近到2008年的抗冰救災詩、抗震救災詩,無論是專業詩人,還是各行各業的國民,只要是動得了筆說得出話的,都有可能用詩歌的形式來表達共赴國難的心聲,可謂中國獨特的文化現象。詩歌體的短平快和直抒胸臆,以及中國詩歌悠久的傳統和深入人心的接受史,促成了這一文化現象的頻頻發生。這次新冠肺炎疫情暴發之后興起的抗疫詩潮,也莫不如是。

        疫情令國人猝不及防,傳統佳節成為抗疫的關鍵時期。每天刷新的冰冷數據,生離死隔之際,暗涌著淚水的長河。前線激戰正酣,文藝界也以自己的方式投入這場驚心動魄的抗疫戰爭之中。主流新聞媒體、文聯作協網站、文學刊物、文學網站、詩歌網站、自媒體……迅即在無限的網絡空間織聯成一張可見的詩歌大網,讓無數情緒壓抑不能出戶的個體感受到一股空前的力量——抗疫詩歌在滋生、暴發、洶涌。在互聯網高度發達的當下,網絡虛擬空間成為此時抗疫詩歌生成的土壤,其傳播之快、之廣令人驚嘆,形成不同于以往任何時期災難詩歌的聲勢。有人說抗疫詩潮書寫了大愛,謳歌了大美與新時代,也充分體現了詩人的擔當。實際上,一時噴發而出的抗疫詩歌所蘊含的精神力量,根本就無法去估量。黃亞洲的個人抗疫詩集和多家出版社的抗疫詩選呼之欲出,梁平主編的《另一種馳援的集體行動——2020年中國抗疫阻擊戰詩選》即為其中的重要收獲之一。

        抗疫詩歌的社會功能大于審美功能

        包括這次抗疫詩潮在內,有人質疑災難詩的藝術性,會發問:幾十萬首抗震救災詩歌,至今留下來的又有幾首?這的確是個問題。但細作思量,這話難免有些片面。畢竟,特殊時期的詩歌具有特殊時期的價值,總的來看,文學并非只有美學價值,在特定時期應該合理平衡文學各大功能之間的關系,抗疫詩歌的社會功能應該大于審美功能。文學終究是人學,人之不存,詩將焉附?所以,我們應當客觀公正地來思考抗疫詩歌的倫理姿態和審美向度。

        為什么說抗疫詩歌的社會功能大于審美功能?詩人應秉持怎樣的寫作倫理?一是災難性。人類在疫難面前顯得渺小與無助,但詩歌卻在試圖構筑人類堅強不屈的精神長城。華清在《哭》中寫道:“不能相擁而泣,甚至不能握手/不能有太近的距離/不能發任性的信息/所以就只有哭/起初是哽咽,繼而是抽泣/而后是放聲大哭”,這首詩表達了人在疫難面前的無奈、無助和悲痛,如通讀全詩,我們明白其內涵不僅限于哭。梁平的《武漢病了》如此寫道:“沒有降不了的妖,過不去的坎,/我已經備了一壺上好的酒,/為人世間的福壽安康,滿上,/等門前的封條撕了,一二三,干!”這是人在災難面前的一種倔強式的達觀。平實的詩句讀起來特別有感染力,華清的詩讓人哭,梁平的詩讓人笑,在哭、笑的同時又令人深思。

        二是民間性和社會性。疫難詩寫作無需組織,完全的自發性讓人感嘆在詩歌國度詩歌基因的源遠流長?挂咴姼璧娜裥耘c疫病的大范圍流行形成某種暗合,抗疫無異于全民參戰。疫病的肆虐迫使全社會參與,這決定了抗疫詩歌的任何花架子和拿腔拿調都不合時宜而令人生厭。正如吉狄馬加在《死神與我們的速度誰更快》中所寫的:“讓我們把全部的愛編織成風,/送到每一個角落,以人類的名義。/讓我們用成千上萬個人的意志,/凝聚成一個強大的生命,在穹頂/散發出比古老的太陽更年輕的光。”你死我活的緊迫感,就如緊急敵情的警報和沖鋒號角的吹響?挂咴姼璨皇侨竦目駳g,而是粗礪的、不容修飾的全社會殊死搏斗的表現。魯迅先生說過,文學總是一種余裕的產物。試問,此情此境,還容得人去細細打磨詞語的華麗和字句組合的技巧么?頌揚其間人性的美好和人類精神的偉大,才是最值得稱道的寫作倫理。

        當然,話說回來,形式是內容的部分,一瓶水我們無法忽視瓶的存在。認定如上寫作倫理,并非罔顧詩歌的審美性特質。沒有詩歌的形式和審美特質,抗疫詩歌將無從談起。

        首先,我們應該拒絕膚淺、拒絕口號?挂咴姼璨皇呛唵蔚姆中泻蜔o謂的吶喊,不是空泛的傷悲或指責謾罵,它必須有情感的溫度、內涵的深度和文字的精度。其次,抗疫詩歌的內核應該是真善美的合一。在災難面前,需要的是陽光普照和人心鼓舞,而不是頹廢、黑暗、消極和絕望。任何調侃、戲謔、嘲諷和埋怨,無論技巧多么高明,詞句多么精巧,都將失去詩歌的品格。當然,抗疫詩歌不拒絕暴露和批評之作,但這難成主流。再次,抗疫詩歌必須具有詩性。詩歌是情感點點滴滴的匯集,是瞬間花朵的綻放,是意象的精心營造和詞語張力的巧設,是心靈露珠那一聲滴落的清脆回響。

        抗疫詩歌審美向度的最后一點至為重要——審美的超越或升華。詩歌并非到語言為止,并非到現實為止?挂咴姼璺从撑e國上下齊心抗疫的過程和情感經歷,肯定會留下一道真實的歷史軌跡。不過,透過疫情,如果我們在詩中不反思人與人之間的關系,不透析人性,不重新擺正人與自然之間的關系,不敬畏天地,那么抗疫詩潮最終將毫無意義。

        抗疫詩歌的論爭及反思

        抗疫詩潮出現后,有兩首詩一時成為人們論爭的焦點,一是《“感謝”你,冠狀病毒君》,另一是《仰望天空》。前者因果倒置,將“感謝”用錯了時間、用錯了地方。后者提到的“湖北佬”和“九頭鳥”或許本身并無多么強烈的貶義,但用在湖北武漢大難臨頭之際就顯得十分不合時宜。寫作從來都不是在真空里進行的,詩人終究只是社會關系中的個體。隨之,不少媒體刊登了對這兩首詩否定性的評論。

        進一步來講,如果寫作沒有一點倫理操守,任性亂來,沒有一點基本的價值判斷和價值取向,沒有一點人性關懷和仁慈之心,沒有對真善美的弘揚,卻美其名曰反諷、自由,那么寫作還有什么意義?能否將心比心,多想想封城之下人們的生存處境和心理狀態?置身事外、漠不關心,甚至是冷嘲熱諷,難道也可稱為寫作的自由?當人類面臨災難之時,再漂亮的插科打諢,都一無是處,都將遭人唾罵,這還真的不是什么道德綁架。

        抗疫詩潮的論爭只是現象之一種,透過現象,思考整個疫情時期所發生的,有很多地方值得我們去反思。其一,就抗疫文藝以及詩歌來看,我們不妨視其為疫情危機時期社會心理疏導的文藝路徑,也即,面臨災難時萬千民眾需要一個情感的發泄通道,以減輕面對死神時的壓抑、沉悶和恐慌的緊張心理。故而,抗疫詩歌有其存在的合理性。其二,我們在抒發情感的過程中,不要將國難衍變為某種程度上的起哄和變異了的狂歡,也不需要抗疫勝利之后的詩歌慶典。有位作家說,在災難面前唯一的倫理是反思,這是有些道理的。反思就是要將“小我”上升為“大我”,是體現愛和悲憫之心,是要切實反思如何建構人與人之間、人與自然之間的關系。

        其三,反對無聲論和失去底線的發聲。文藝界人士和作家詩人們有著自己獨有的責任和擔當,在災難面前不能悄無聲息,而應當有所作為。但我們更應該警惕假借詩的名義,借機炒作、嘩眾取寵、不分場合、羞辱謾罵等不良行為。

        最后,我們要適度協調頌歌式寫作和苦難敘事之間的平衡。浮于表面的廉價歌頌無異于諂媚,這樣的歌頌其實是一種“偽歌頌”。這是對藝術的褻瀆,同時也將失去詩人的良心和人格。不過,我們也不能深陷無窮無盡的苦難中不能自拔,在建構藝術殿堂的同時,文學亦可作為人類身處黑暗時點燃的一束光,能給人精神、希望和力量。

        抗疫最終會以勝利告終,但這個過程會異常兇險和艱辛。當此危難之際,文藝界和詩人們沒有缺席也不應該缺席。詩歌與歌曲、朗誦、曲藝、美術、攝影等不同形式的抗疫作品大量出現,整體來看這是一種好現象。與抗疫詩歌一樣,詩人與各種門類的藝術家一道以自身獨特的方式參與到抗疫之中,既溫暖了自己也照亮別人,匯成了一道強大的精神力量,為抗疫作出了另一種形式的貢獻。

        (原創周航 轉載自中國藝術報 2020年2月19日 作者系長江師范學院教授)

      責任編輯:文藝網編輯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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